赵树理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是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是难以被正统经典文学所接纳的。因为思想肤浅、艺术粗糙。但是赵树理本人却发挥了时代导向的作用，实现了新文学的创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在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值得人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用科学的理性精神去分析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内在含义。 一、赵树理现象分析 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赵树理的小说背景通常是以华北农村的社会为主，反映了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斗争和变迁，通过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描写和塑造，被誉为农民描写中的圣手。赵树理现象的成功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十分独特，在当时的时代发展中，赵树理将农民以及农村人们生活题材融入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实现了全新阶段的创作，并且在大众化、民族化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绩，在现代社会探讨赵树理现象，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仍旧有着深刻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学史中，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作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自始至终始终存在着争议性的评论，对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褒贬各有不同，从某个角度可以发现赵树理现象不仅是文学现象，体现了丰富的内涵，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 赵树理现象最为典型和突出的内涵就是大众化的文艺观，这并不是赵树理的首创，因为早在五四时期，受到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就在进行革命性的变化，很多作家开始探索文艺大众化。以鲁迅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使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也仅仅是冷僻的词语、古训、欧式的句式等白话。作为新文学，在大众中难以传播。左翼文艺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愈发兴起，开始积极地讨论和创作文艺大众化的作品。受到各种局限性因素的限制，作家们并没有显著的成绩，发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仍旧没有真正地实现文艺大众化，此时的赵树理脱颖而出，农村读者数量众多，对比现当代的其他作家，赵树理的农村读者数量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赵树理认为“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赵树理创设起全新的创作风格，开辟出了新的创作道路，从创作手法、人物语言、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多个角度，大胆突破，打破了常规，体现了赵树理难能可贵的创作精神。在大众化创作的道路中，文艺和农民的生活在赵树理笔下相结合，将农民的生活与文艺紧密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将农民生活反映出来。赵树理以农民为中心展开创作，结合农民群众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习惯等，在农民群众中渗透文学艺术，实现了文学的雅俗相融[2]。 二、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 （一）现代文学理念的形成和赵树理现象的历史必然性 站在辩证立场上看待现代文学发展史和赵树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应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力倡导的现代文学理念作为起点。五四新文学的平民意识和变革意识始终标志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精英知识分子的原有信仰受到了五四运动非民间化立场和非革命性质方面的质疑影响发生了动摇，五四新文学启蒙话语发生改变，向着左翼文学政治方面探索和研究，改变了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反映出了中国作家群体中存在的个性缺失和人格缺陷问题。五四文学运动并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实现平民文学的创作、工农文学的创作，因此受到了内外两种力量的强烈反抗，五四启蒙话语又缺少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更是令人难以信服，左翼文学运动也会受到没有工农大众革命作家的影响而夭折。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现代文坛对文艺大众化的争论止于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原有的争论空泛、空洞均由此而止，赵树理农民话语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示范效应，对中国现代文学后续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极大的影响[3]。 （二）农民话语写作与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形成 赵树理的小说是在1933年以后逐渐形成的独特风格，此时正是左翼文学讨论大众化的关键时期，赵树理的客观存在被身处上海大都市的左翼革命作家们忽视，而赵树理虽然处于边缘位置，但是却从未忽视大众化讨论的现实意义。赵树理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目的并不在于能否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的瞩目人物和重要角色，而是要实现口号到实际行动的转变，真正将文艺大众化从抽象过渡到现实。这一观念使赵树理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动，赵树理的文化程度有限，作为农民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几乎没有接触过，通过民间戏曲、唱本故事中的内容，赵树理积累了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在偶然的因素下，赵树理以农民为主进行创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农民喜欢的艺术形式和农民的需要，就是赵树理要采用的艺术形式和写的内容，因此赵树理致力于用最流行、形式最简单的农民口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赵树理对自己的定位是“文摊作家”[4]。 在后现代语境中，大众文化观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理念是相似的，这二者均认为大多数人受到了大众小说的影响，在被动状态下接受小说中传递的内容，对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行为与道德情况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因此赵树理多次提出要改变通俗的文艺形式，要正确、积极地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情绪发展方向，帮助其树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这一价值取向和左翼的革命文学、五四新文学完全不同，赵树理在界定自己作品的接受对象时，明确的以农民群体为主，在描述农民生活状态时，也是使用农民纯正的通用语言进行描写，使文学领域内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被彻底的消解[5]。赵树理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作家，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语言，以通俗化、直白、简洁为创作原则，赵树理认为自己出身于农民，同时又上过学，是一个既要与农民说话、又要与知识分子说话的人。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向着工农大众化的方向转变，赵树理创造了知识分子话语农民化新理念，和左翼革命作家相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赵树理真正将这一理念“做”到了具体的实践中，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民间化中，真正实现了话语转型的目标。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描写，将华丽的装饰性文字剔除，强调字面意义的视觉直观效果。通篇内容中有着最常见的农村生活俗语或俚语，在作者的加工提炼下，符合现代书面语言的规范性社会要求。赵树理在中国的现代文学通用语言中，成功、巧妙地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实现了转化和融入，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汉语文字和口语一体化的发展[6]。 三、结语 综上所述，赵树理的历史不可替代性已经成为客观事实，赵树理在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中，用纯正的农民生活语言，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方向进行了整合和规范，引导作家在自我否定和反省中发生了思想的转变，逐渐构建起了具有现代文学表现特征的文学形式。赵树理现象不仅仅是从价值上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其世俗化的审美倾向践行了新文学的平民主义和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艺术理想，这一文学现象有着丰富的内涵，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认知和基本性质。 [1] 吴洁菲.从《求雨》看赵树理小说的创作特色[J].智库时代，2019（49）：265–266. [2]左雨浓.“人民文艺”的两种维度 [D].延安：延安大学，2020：48. [3]董筱琳.“文学场”视域下“赵树理方向”的再思考[D].保定：河北大学，2019：67. [4]马晓玲.政治化的民间书写——关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思考 [J].南都学坛，2019，39（02）：59–63. [5]李萱莹.离合之间—论赵树理的创作何以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型[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9：52. [6]陈俏湄.“众声喧哗”与主体召唤——赵树理小说中的“对话”与“言说”[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28（01）：31–36. 赵树理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是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是难以被正统经典文学所接纳的。因为思想肤浅、艺术粗糙。但是赵树理本人却发挥了时代导向的作用，实现了新文学的创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在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值得人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用科学的理性精神去分析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内在含义。一、赵树理现象分析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赵树理的小说背景通常是以华北农村的社会为主，反映了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斗争和变迁，通过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描写和塑造，被誉为农民描写中的圣手。赵树理现象的成功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十分独特，在当时的时代发展中，赵树理将农民以及农村人们生活题材融入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实现了全新阶段的创作，并且在大众化、民族化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绩，在现代社会探讨赵树理现象，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仍旧有着深刻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学史中，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作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自始至终始终存在着争议性的评论，对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褒贬各有不同，从某个角度可以发现赵树理现象不仅是文学现象，体现了丰富的内涵，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赵树理现象最为典型和突出的内涵就是大众化的文艺观，这并不是赵树理的首创，因为早在五四时期，受到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就在进行革命性的变化，很多作家开始探索文艺大众化。以鲁迅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使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也仅仅是冷僻的词语、古训、欧式的句式等白话。作为新文学，在大众中难以传播。左翼文艺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愈发兴起，开始积极地讨论和创作文艺大众化的作品。受到各种局限性因素的限制，作家们并没有显著的成绩，发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仍旧没有真正地实现文艺大众化，此时的赵树理脱颖而出，农村读者数量众多，对比现当代的其他作家，赵树理的农村读者数量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赵树理认为“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赵树理创设起全新的创作风格，开辟出了新的创作道路，从创作手法、人物语言、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多个角度，大胆突破，打破了常规，体现了赵树理难能可贵的创作精神。在大众化创作的道路中，文艺和农民的生活在赵树理笔下相结合，将农民的生活与文艺紧密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将农民生活反映出来。赵树理以农民为中心展开创作，结合农民群众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习惯等，在农民群众中渗透文学艺术，实现了文学的雅俗相融[2]。二、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一）现代文学理念的形成和赵树理现象的历史必然性站在辩证立场上看待现代文学发展史和赵树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应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力倡导的现代文学理念作为起点。五四新文学的平民意识和变革意识始终标志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精英知识分子的原有信仰受到了五四运动非民间化立场和非革命性质方面的质疑影响发生了动摇，五四新文学启蒙话语发生改变，向着左翼文学政治方面探索和研究，改变了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反映出了中国作家群体中存在的个性缺失和人格缺陷问题。五四文学运动并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实现平民文学的创作、工农文学的创作，因此受到了内外两种力量的强烈反抗，五四启蒙话语又缺少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更是令人难以信服，左翼文学运动也会受到没有工农大众革命作家的影响而夭折。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现代文坛对文艺大众化的争论止于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原有的争论空泛、空洞均由此而止，赵树理农民话语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示范效应，对中国现代文学后续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极大的影响[3]。（二）农民话语写作与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形成赵树理的小说是在1933年以后逐渐形成的独特风格，此时正是左翼文学讨论大众化的关键时期，赵树理的客观存在被身处上海大都市的左翼革命作家们忽视，而赵树理虽然处于边缘位置，但是却从未忽视大众化讨论的现实意义。赵树理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目的并不在于能否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的瞩目人物和重要角色，而是要实现口号到实际行动的转变，真正将文艺大众化从抽象过渡到现实。这一观念使赵树理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动，赵树理的文化程度有限，作为农民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几乎没有接触过，通过民间戏曲、唱本故事中的内容，赵树理积累了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在偶然的因素下，赵树理以农民为主进行创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农民喜欢的艺术形式和农民的需要，就是赵树理要采用的艺术形式和写的内容，因此赵树理致力于用最流行、形式最简单的农民口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赵树理对自己的定位是“文摊作家”[4]。在后现代语境中，大众文化观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理念是相似的，这二者均认为大多数人受到了大众小说的影响，在被动状态下接受小说中传递的内容，对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行为与道德情况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因此赵树理多次提出要改变通俗的文艺形式，要正确、积极地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情绪发展方向，帮助其树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这一价值取向和左翼的革命文学、五四新文学完全不同，赵树理在界定自己作品的接受对象时，明确的以农民群体为主，在描述农民生活状态时，也是使用农民纯正的通用语言进行描写，使文学领域内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被彻底的消解[5]。赵树理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作家，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语言，以通俗化、直白、简洁为创作原则，赵树理认为自己出身于农民，同时又上过学，是一个既要与农民说话、又要与知识分子说话的人。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向着工农大众化的方向转变，赵树理创造了知识分子话语农民化新理念，和左翼革命作家相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赵树理真正将这一理念“做”到了具体的实践中，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民间化中，真正实现了话语转型的目标。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描写，将华丽的装饰性文字剔除，强调字面意义的视觉直观效果。通篇内容中有着最常见的农村生活俗语或俚语，在作者的加工提炼下，符合现代书面语言的规范性社会要求。赵树理在中国的现代文学通用语言中，成功、巧妙地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实现了转化和融入，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汉语文字和口语一体化的发展[6]。三、结语综上所述，赵树理的历史不可替代性已经成为客观事实，赵树理在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中，用纯正的农民生活语言，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方向进行了整合和规范，引导作家在自我否定和反省中发生了思想的转变，逐渐构建起了具有现代文学表现特征的文学形式。赵树理现象不仅仅是从价值上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其世俗化的审美倾向践行了新文学的平民主义和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艺术理想，这一文学现象有着丰富的内涵，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认知和基本性质。参考文献[1] 吴洁菲.从《求雨》看赵树理小说的创作特色[J].智库时代，2019（49）：265–266.[2]左雨浓.“人民文艺”的两种维度 [D].延安：延安大学，2020：48.[3]董筱琳.“文学场”视域下“赵树理方向”的再思考[D].保定：河北大学，2019：67.[4]马晓玲.政治化的民间书写——关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思考 [J].南都学坛，2019，39（02）：59–63.[5]李萱莹.离合之间—论赵树理的创作何以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型[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9：52.[6]陈俏湄.“众声喧哗”与主体召唤——赵树理小说中的“对话”与“言说”[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28（0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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